方延明||“新文科”建设：何以必要及如何可能
本文发刊于《江海学刊》2020年第5期
作者简介
方延明，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内容提要 “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意义下的“新文科”建设，对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建设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在“新文科”建设中，必须坚持以资政育人、人文育人，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历史使命为主要价值取向与实践归宿。必须坚持理论与实践统一，守正与创新统一，阶级性与社会性统一，时代性与历史性统一，问题导向与经世致用统一。对数学与哲学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地位与作用，必须给予足够重视。“新文科”建设不能简单套用传统人文社会学科的评价体系。
关键词 新文科 人文学科 社会科学 学科评价 高等学校
1843年末，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强调：“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2018年10月，“新文科”的概念应声落地，即刻引起全社会广泛关注，众多专家学者对此都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其中有许多真知灼见。本文认为，当下我国的新文科建设，从根本上来说是一次全国范围内的最重要的人文教育价值转向，是融媒体环境下的育人模式蜕变。而这种价值转向，是以资政育人、人文育人，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为主要价值取向与实践归宿的，这集中体现在新文科建设的学科概念体系、课程建设体系和方法架构体系等方面。本文试图提出一些思考，就教于学界和业界的专家学者，权作野芹之献。
所谓新文科，是“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中提出来的，主要针对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而言，目标要求包括:“新工科建设将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需要，加强战略急需人才培养；新医科作为构建健康中国的重要基础，要实现从治疗为主到生命全周期、健康全过程的全覆盖，提升全民健康力；新农科要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升级涉农专业，助力打造天蓝水净、食品安全、生活恬静的美丽中国。”而对新文科来说，则是“要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与新科技革命交叉融合，培养新时代的哲学社会科学家，创造光耀时代、光耀世界的中华文化”。加快建设我国的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这是新文科建设的使命所在，对高等学校尤其是著名高校来说，使命光荣，任重道远。
传统文科有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之分。依据我国的学科分类，分别有自然科学、农业科学、医药科学、工程与技术科学、综合科学和人文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宗教学、语言学、文学、艺术学、历史学和考古学等八个一级学科。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军事学、社会学、民族学、新闻与传播学、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教育学、体育学、统计学等十一个一级学科。另外还有属于综合学科的环境科学技术、安全科学技术与管理学三个一级学科。按理讲，这三个一级学科应该纳入到大的人文社会科学中来。
传统人文科学，包括文、史、哲等学科，比较注重理论、逻辑、思辨等方面的问题，这类学科更多关注人类创造的精神文化和人类社会发展历程，关注人类整体和个体精神世界的观念、意识、知觉、情感、价值等，是人类对自身认知的高度凝练和深入思考。社会科学则主要以社会为研究对象，包括经济学、管理学、法学、教育学等，通过对社会现象的分析，总结相关理论和规律，指导人们的社会实践。
纵观人类发展史，凡是社会大发展、大变革的时代，也是人文社会科学推陈出新、大发展的时代。人文社会科学在启发民智，整合价值观念等方面，随时代进步而发展，常常是登高一呼，舆论领先，这是自然科学所无法比拟的。发端于14世纪的“文艺复兴”，是一场反映新兴资产阶级要求的欧洲思想文化解放运动，对欧洲近现代的文化革新与推进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文艺复兴”以后的西学东渐，对我国近现代文化产生过重要影响。西方传教士到中国设教布道，他们带来的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和对自然的思维方法，在当时引起强烈反响。中国文化在同西方文化的碰撞中，被动经历着剧烈的痛苦蜕变，一方面承受中国传统文化沉重包袱的考验，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接受西方文化的挑战，两难之间，步履维艰。
辛亥革命的失败，使中国人民从迷惘和痛苦中觉醒，开始反思、比较、借鉴西方文化。这一时期最伟大的成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五四”新文化运动迎来了以“民主”“科学”为主要内容的文化革命，是对近四百年来西学东渐的历史性批判与总结。
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开幕词中指出:“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习近平在2018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始终与社会变革紧密联系，是知识变革和思想解放的先导，是社会大发展的重要生产力和时代标志，它应该勇于回答时代之问，指导人们为解决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提供思想武器和智库服务。
“新文科”一经提出，立即引起学界特别是高等学校专家教授，包括许多学校书记、校长的高度关注。一时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实际上，“新文科”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希拉姆学院于2017年率先提出的，其初衷主要是针对传统文科进行学科重组、文理交叉，把新技术融入哲学、文学、语言等课程中。最近几年，美、英、澳等国将创意、创新战略作为人文学科的重要转型理念，在这方面都有成功的尝试和借鉴。一年多来，我国高校对“新文科”的研讨，主要集中在提出建设“新文科”的必要性、建构“新文科”的理念与思路、建设“新文科”的最终价值诉求等方面。
在“新文科”的必要性方面，有许多专家指出，提出建设“新文科”较之教育主管部门的倡议，更多应该是大学文科教育内在发展的一种呼唤，内需使然。南开大学周志强教授说，“新文科”是对一直以来文科知识精细化，专业化和学科化分布的一次反拨。不少专家强调，当下的文科教育最缺乏的是“人文教育”。上海财经大学刘小兵教授指出，传统文科越分越细，功利性太强，对文科的实质理解和关注度不够。吉林大学孙正聿教授提出，新文科的“新”，首先应当是文科的教育理念之新，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培养目标上，努力实现培养“人”与培养“某种人”的统一；教学内容上，努力实现文明的传承与创新的统一；教育观念上，努力实现提升能力与人格养成的统一；人才评价上，努力实现“上得去”与“下得来”的统一。
对人文学科的解构与建构，中西方学者从来没有停止过。瑞士著名社会学家让·皮亚杰在谈到人文科学时，他把那些探求“规律”的学科称之为“正题法则”科学。他认为，诸如科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种学、语言学、经济学以及人口统计学等，是可以构成这类探求“规律”的学科，是可以用日常语言或以多少是形式化的语言（逻辑等）来表达的。它的意义有时是指能以数学函数的形式来表达相对常量关系，但也指一般事实或序数关系、结构分析等。而对那些以重现和理解在时间的长河中展开的社会生活的全部画卷为己任的学科，则称之为“人文历史学科”：它涉及其所作所为曾对社会生活发生过影响的个人，这一类人的著作，那些产生过某种长远影响的思想，技术与科学，文学与艺术，哲学与宗教，各种制度，经济及其他交流，以及整个文明。人文社会科学说到底，是把人和人的社会活动以及意识活动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在这个意义上说，人既是主体又是客体，既是社会发展的参与者，也是社会舆论的评判者。人们对人文社会科学的评判，受意识形态影响，不可能和自然科学那样超然物外，有一个比较客观的共享的价值标准。
理解“新文科”，需要把握好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包括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
一般讲，凡是大哲学家几乎是都是自然科学或人文社会科学的创建人。因此，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互补交叉、有机统一就显得尤为重要。让·皮亚杰在《人文科学认识论》中对人文科学的分析非常透彻，他在谈到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分开时说，“受意识形态有时甚至受民族影响最为强烈的问题之一就是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二者的关系问题”。这种区别概括为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加以拥护；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基本衔接区，是由方法的交换来构成的；有些学科不能确定是放在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然后他进一步分析，“事实上，任何一门科学都不能在一个平面上被显示出来。每门学科都具有各种上下层次：（a）它的客体或研究的物质内容；（b）它的概念性解释或理论技术；（c）它自有的认识论或对它的基础的分析；（d）它的派生认识论或结合其他科学的、主客体之间关系的分析。”
自然科学更多体现的是一种直观的、显性的、脱离于人的思想意识的自然界形态和规律。人文科学则不然，诚如马克思所言，“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失去独立性的外观。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资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恩格斯曾强调，“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
伴随社会发展，我以为有两个趋势值得注意，一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理”化趋势，模型化趋势，尤其是诸多人文社会科学对数学的依赖，包括目前的大数据统计等。反之，则是理工科类学科的“文”化趋势。比如说，信息论和控制论，都是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控制论就为人文科学以及人文科学对自然科学的反作用（在特殊情况下对整个生物学的反作用）作出了重要贡献。”需要指出的是，“在这里（指社会历史领域——编者注）也完全像在自然领域一样，应该通过发现现实的联系来清除这种臆造的人为的联系；这一任务，归根到底，就是要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起作用的一般运动规律”。这样一种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互为异化的态势，方兴未艾，不管是对高等学校的专业设置，还是课程体系的一系列改革，目前并未引起人们的普遍重视。
二是关于数学与哲学在人文社科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特别重要，故列出来专门论述。
罗素说:“为了创造一种健康的哲学,你应该抛弃形而上学,且要成为一个好数学家。”他把数学素养作为创造健康哲学的基本条件。古希腊的大哲学家一般都是大数学家。数学和哲学这两门学科不同于其他学科，具有其他任何学科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必须给予足够重视和关切。B．Demollins说，“没有数学，我们无法看透哲学的深度，没有哲学，人们也无法看透数学的深度；而若没有两者，人们就什么也看不透”。甚至有人说，哲学从一门学科中退出，那就意味着这门学科的建立；而数学进入一门学科，就意味着这门学科的成熟。所以，马克思说：“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完善的地步。”A.N.Rao指出，“一个国家的科学的进步可以用它消耗的数学来度量”。人文社会科学越来越多地运用到数学的统计方法、概率方法、方差分析、归纳法和抽象模型等，这充分说明数学在人文社会科学中无可替代的重要性。人们把数学方法引入到史学研究中，据此产生了一门新学科——史衡学。通常,历史研究分考证和规律探讨两种类型,前者主要对历史事件、人物、历史作品、文献等进行考证，后者主要对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制度、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进行研究、分析。由于数学方法的引进,开拓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同时使加工、整理更科学化、准确化。
数学上的极小极大定理成就了“对策论”。1994年,在诺贝尔奖设立93年的历史中,第一次把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一项只是在纯数学领域所做的工作，这一荣誉由普林斯顿大学的数学家J.纳什、J.哈撒尼及R.赛尔腾分享。J.纳什等人所做的工作证明了一条定理,亦即把极小极大定理推广到有两个或更多个直接竞争的局中人的非零对策和所谓的非合作对策的情形。S.斯梅尔、R.古德温和其他人关于经济过程的动力学的研究,成为关于经济能迅速变成各种类型循环或混沌行为方式的现代工作的直接先驱。由于这些工作促成的数学和经济的结合是如此成功,“一般均衡理论”工作荣获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1983年,G.德勃罗在他的《价值理论》一书中所叙述的关于一般均衡理论的新发展,使他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数学不仅帮助人们在经济运营中获利,而且使得人们的直观思维、逻辑思维、精确计算等能力提升。人们运用控制理论和递度法,求解了20世纪韩国经济的最优计划模型。在微观经济中,运用数学建立经济模型,寻求经济管理中的最佳方案；运用数学方法组织、调度、控制生产过程,从数据处理中获取经济信息等；代数学、分析学、运筹学、概率论和统计数学等大量数学思想和方法直接进入经济科学中,而这些实际运用又反过来大大促进了数学学科的发展。今天，一位不懂数学的经济学家绝不可能成为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1970年，美国的保罗·安·萨默尔森发展了数理和动态经济理论，将经济科学提高到新的水平。他的研究涉及经济学的全部领域。他根据所考察的各种问题，采用了多种数学工具，使用了既包括静态均衡分析，也包括动态过程分析的方法，对当代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许多理论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苏联数学家坎托罗维奇因对物资最优调拨理论的贡献，获得了197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被公认为最优规划理论的创始人、经济数学理论的奠基人。克莱因因“设计预测经济变动的计算机模式”而获198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托宾因“投资决策的数学模型”获198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1993年获奖的罗伯特·福格尔用经济史的新理论及数理工具重新诠释了过去的经济发展过程。近年来，经济学奖获得者中出现的数学家更多,像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劳埃德·夏普里本科和博士读的都是数学，埃尔文·罗斯本科和博士读的也是和数学接近的运筹学。
其他诸如数学与语言学、数学与文学、数学与艺术，都有许多强有力的学术支撑和经典案例。
对哲学而言，爱因斯坦说过，“如果把哲学理解为在最普遍和最广泛的形式中对知识的追求，那么，哲学显然就可以被认为是全部科学之母”。我以为，一个民族的公民哲学素养，直接关系这个民族的民众素质和科学意识。哲学是研究普遍规律和基础问题的学科，包括我们通常讲的存在、知识、价值、理智、心灵、语言等，它与其他学科的不同之处，在于哲学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建立了一套独特的思维方式，并以逻辑理性论证为基础，而马克思主义是哲学的皇冠。
因此，数学和哲学这两门学科，对于建构和实现“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特别是新文科建设，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和重要的地位。
三是关于新文科建设的区块分割问题，包括学派建设。区块分割是一个大问题，如何建构起一个不求所有，但求共享的新文科学科区块，绝非一件易事。考虑到“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中专门有一个“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2.0”的问题，而笔者又长期从事新闻传播理论与新闻实务的教学科研工作，仅以新闻传播学科为例提出一点看法。
1850年11月1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合写《国际述评（三）》时指出，“报刊是作为社会舆论的纸币流通的”。在新媒体成为人们生活方式的今天，中国新闻学正展现出一种学科体系上的即时裂变和全方位转向，而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2.0也应运而生。较之其他人文社会学科，新闻学无疑是一个最具社会认知性和公众挑战性的领域，它已经成为当下一道流动的社会景观。
新闻学的学科体系，还是要“经世致用”，“资政育人”，直面社会，直面当代，激浊扬清。新闻学是以文为主，真实描述社会，完美呈现社会，迅疾传播社会资讯，融合人文、社会、理、工，兼备工具意义，引导人们生活，且异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一门学科。从文本意义上看，新闻学属于人文社会科学；从传播通道和公共平台的技术支撑方面看，新闻学又属于理工结合的新技术领域，媒介即信息；如果从对社会的价值诉求方面看，新闻学具有极强的社会评判和舆论功能。因此，从来没有哪一门学科能像新闻学这样涉及文、理、工多学科交叉，融合学科之多，影响受众面之广，把政府、政治家、政客、社会贤达和草根受众结合得如此紧密，且每日每时都在不间断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
我以为，从学科本质上来讲，新闻学是一门具有明显寄生特点的学科。这是因为，它缺少一个自身独有的排他性的学科内核，它不太具有如文、史、哲、法、社会等学科的自洽性，而这种自洽性是独具的、排他的、传承的，这也许是新闻学的悲哀。但是，就一个学科体系而言，从一个学科的可持续发展来看，这或许又是新闻学的幸运。概言之，从场域的意义上讲，它可以不求所有，但求所用，集所有其他学科之长来滋养自己。创建新闻学的学科体系，一定要守正创新，建立自己独有的学科定义与概念、理念、方法。我试图借鉴法国社会学大师皮埃尔·布迪厄的“场域”概念，提出新闻学的“场域”概念，新闻学的“学科场域”是结缘于新闻学科的相关学科之间存在着的一个时空关系和网络环境。在这个“场域”里，哲学社会科学方面如文学、历史学、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美学、管理学、广告学、营销学等；理工方面如数理统计、概率论、信息科学、计算机科学等。这样一个新闻学的场域，各相关学科在其中都是有生气、有潜力的存在。比如，我们可以设想还有一个“文本场域”，其涉及学科有文、史、哲、美学等；有一个“舆论场域”，其涉及学科有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数理统计等；有一个“营销管理场域”，涉及学科有经济管理、市场营销等；每个“场域”都有非常明确的价值诉求。而这样一些“新闻场域”概念的提出，可以融多学科于一体且充满生机和力量。
关于新闻学的学科体系架构和主要内容，我以为应包括概念体系、理论体系、方法论体系、市场营销、技术支撑、效果评价体系等。十几年前我曾提出一个“元”的概念，至今仍然不过时。所谓“元”概念，是指那些具有明显普适性和共识性的主概念，它是客观的、真实的、可靠的，不因利益群体和社会制度的差异而改变，这样一些概念是为中外学界共同接受的大概念，起统领作用的，有一个东西方都比较一致的约定俗成的普适性。
与“元”概念一并提出的还有“衍生”概念，“衍生”概念实际上是在“元”概念基础上的嫁接与组合，它明显呈现出主观意识和阶级意识，不同传播主体赋予它们不同的概念意义和价值意义。
关于方法论体系，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宏观层面上的是大方法，具有指导性。比如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对立统一、主客观统一以及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等。中观层面上是通常讲的针对一门学科的具体内容。而微观层面主要是从实践意义上指导媒体和媒体人如何去开展工作。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传媒发展的持续演进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上：其一，市场经济体制推动媒介改革，促使其进入市场，这是一种被动的体制转型。其二，媒体改革又推动了媒介市场的完善，这是一种主动应战，呈现出一种“市场驱动（外围影响）——内核变革（自身需求）”的变化态势。而这样一种态势的最终价值诉求是：体制转型——结构转化的交叉、互动。
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正深刻改变着人们的交流方式、生活习惯，进而影响到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包括基于智能、高速、开放共享的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络化、微传播等，已经成为人们社会交往、工作学习生活的新样态。因此，新闻学科不能不研究互联网技术，舍此则寸步难行。
另外，对新文科来说，还有跨学科交叉和问题导向需要引起重视。恩格斯早就指出，“甚至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而自从历史也得到唯物主义的解释以后，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也在这里开辟出来了”。如何找到新文科与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包括以往理科的有机结合，实现文工交叉、文医交叉、文农交叉，乃至文文交叉等，显得尤为迫切。而新文科建设的问题导向，说到底是问题意识。问题意识很重要，它是一种世界观，是一种历史观，是一种认识论，是一种价值观，是一种方法论。
面对新文科建设，高校肩负着重要的使命与任务。关于建设“新文科”的理念与思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长杨灿明教授提出要从时间维度、空间维度、世界观和价值观维度、认识论和方法论维度等四个方面去建构。云南大学党委书记林文勋教授则提出要坚持价值性与社会性的统一、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继承性与创新性的统一等三个统一。他认为，新文科的“新”主要是新定位、新任务、新方法。教育部新文科建设工作组组长、山东大学校长樊丽明教授认为，建设新文科就是要立足新时代，回应新需求，促进文科融合，提升时代性，加快中国化、国际化进程，引领人文社会科学新发展，从而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中“人的现代化”建设目标的实现。她从新科技革命与文科的融合化发展，历史新节点与文科新使命，进入新时代与文科中国化，全球新格局和文科国际化等方面切入，提出要培养一大批适应全球新格局的高素质国际专业人才，如外交人才、国际经贸人才、涉外法律人才、国际新闻人才、国际专利人才。
北京大学副校长王博，特别提出人文学科的“感召力”问题，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求新文科建设在坚定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同时，拓展国际视野、秉持天下情怀，更自觉地把中国所处的世界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强化区域国别研究，形成对于世界各个国家和不同文明的客观认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含着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要让广大青年学子知中国、懂世界，不断夯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
评价机制是新文科建设的重要一环，必须从理念和措施上给予足够重视。建立新的评价机制要处理好几个关系：
一是传统人文社会学科与新文科的关系。依据教育部长陈宝生的意见，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已经从规模扩张全面转向内涵式发展，启动实施“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的目的就是将原先的单个计划变成系列计划的组合，由“单兵作战”转向“集体发力”。要真正担当起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的新时代责任，面向新变革，强化战略思维。要主动适应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的需求，加快布局未来战略必争领域的人才培养，更多样化、更综合化、更集群化、更智能化、更国际化，推动并引领新一轮产业变革。大力发展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高等教育中站稳脚跟。做到标准先行、评价护航、文化为魂。我以为，这不是要解决在原来人文社会学科18个一级学科，加上3个综合学科，共计21个学科之外再加一个一级学科的问题，而是在原来人文社会学科基础上的升级版。
二是把握好“五个统一”的关系。我们必须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一切源于事实，源于实践，与时俱进。诚如法国社会学家E.迪尔凯姆所说，“凡是实在的东西都有一种必然有的、我们必须重视的本性，甚至在人们能够排除他们的作用时，也决不能把他们完全消灭”。
坚持守正与创新的统一。新文科建设，必须在借鉴以往传统人文社会学科的基础上，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守正创新，千万不能一破了之，遥遥无期。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教导我们，“历史不外是各个时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条件下继续从事先辈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条件”。
坚持阶级性与社会性的统一。列宁指出:“其所以有各种矛盾的意向,是因为每个社会所分成的各阶级的生产状况和生活条件不同。”“阶级性”是马克思主义人文社会科学中极其重要的概念，它反映的是社会关系的对立面。而“社会性”则是反映社会关系的一致性方面。从阶级性方面讲,人文社会科学的阶级性，具体表现在支配权上,即哪个阶级支配文化,文化就必然为哪个阶级服务。马克思、恩格斯一直强调，“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但是,我们同时也应当看到，文化还具有社会性的一面,即共享性。这主要是基于三个方面的因素。首先,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确实存在一些非阶级倾向的内容,文化中大量存在着的“非轴心即非主要”内容,是人类共有的文化文明。社会主义人文社会科学一定要吸取资本主义人文社会科学中有价值的东西,为我所用,剔除它的糟粕,保留和发展科学性的内容。列宁在十月革命成立之初，一再告诫全党，“必须取得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全部文化，并且用它来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取得全部科学、技术、知识和艺术。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生活”。其次，社会性不是对一个国家和民族而言,它应当是指“全球意识中的国际社会”,这既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开放性所在,也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实现国际化的重要条件之一。第三，人文社会科学不能只着眼于小圈子,而要有大学科观的宏观意识。
坚持时代性与历史性的统一。人文社会科学要永远以时代性和历史性的完美统一展现在人们面前。“时代性”反映“横切面”,“历史性”反映“纵切面”。时代性就是人类社会在各个历史阶段、不同区域内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交互呈现的内容,以及它们所面临的各种重大问题及解决方法，特别是那个时代中人们的各种不同价值取向，它标志着人类对社会认识的进步和成果积累。历史性是诉诸未来，是对过去历史的一种沉积传承,后人可以从前人的积累中寻求新的与自然相处的力量。
坚持问题导向和经世致用的统一，是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的永恒话题。新文科之“新”，一定要立足新时代，追求新境界，凝练新理念，激发新思想，创造新方法；一定要着眼于建立新的学科体系，特别要突出新技术革命下的融媒体环境，要有开阔的政治胸襟和国际视野，要突出中国特色与世界视野，彰显人文社会学科的共享性价值意义。
三是关于新文科的评价机制问题。评价机制是直接关系新文科健康发展的根本问题，不能简单套用传统人文社会学科的评价体系，要有与时俱进的学科规划、学科评价指标与评价体系。以往评价体系中，传统人文社会学科存在“过度西化”和“过度量化”等问题，重西方理念价值轻本土传统特色；重经院式研究轻田园式应用；重论文发表轻社会效果；重杂志出身轻学术质量；主要采用的论文指标过多偏向借鉴理工，包括论文发表数量和期刊档次，片面追随国际期刊，忽视了人文社会科学的阶级性、民族性的特点。这样的结果，必然导致人文社会科学因在国际期刊发表论文少，而变得相对“弱势”。尤其是目前从上到下，特别是一些重点高校，规定教师升正高职称必须有一年在国外进修的经历且不得中断，甚至一篇国外期刊论文可以顶国内杂志几篇论文，理论自信，荡然无存。久而久之，这样一些片面的评价指标，严重制约和障碍了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
另外，新文科建设要少搞排行体系，不能让排行榜来左右办学；要着力于培养一流人才，消除功利、浮躁现象，重视教书育人，重视学科特色；要落实和扩大学校自主权，切忌千校一面。积极建立现代学校制度，让高校有充分的自主权，结合学校特色确立办学定位，根据社会的变化，做出学科调整。
新文科建设的最终目的是形成高校新文科发展的新格局、新气象，以期带动全社会的人文社会科学蓬勃发展。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目前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他同时寄希望于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深入研究和回答我国发展和我们党执政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推出一大批重要学术成果，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重大贡献”。
机遇垂青有准备的头脑，只要我们认认真真从实际出发，紧密依托于波澜壮阔的新时代，我国新文科建设就一定会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注：图片源自网络
〔责任编辑：陈如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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